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对中国、欧盟、越南等与之贸易逆差较大的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该政策的税率计算过程如同儿戏，名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实乃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逻辑的延续，试图通过关税杠杆迫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
这一政策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全球主要股指显著下挫，国际油价跌至低位，半导体、汽车等行业遭受冲击。欧盟、中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迅速回应，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东南亚部分国家因产业链转移成为“重灾区”……全球贸易体系面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三重必然逻辑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可持续。特朗普政府以“对等关税”为幌子，实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试图通过制造贸易摩擦达成三重目标：转移国内矛盾，争取“铁锈地带”选民支持；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维护技术霸权；重构全球产业链，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回美国。然而，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稳定，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研究机构的定量估算结果，都显示关税壁垒不仅无法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反而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中国产业链韧性已显著提升。特朗普政府妄图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技术流动，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但中国不断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韧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突围路径。一方面，中国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强力引擎”。例如，在半导体领域，寒武纪自主研发的AI芯片性能出色，广泛应用于自动驾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等领域。在新能源领域，宁德时代自主研发的各类电池技术成果斐然，有力推动新能源技术在多行业落地应用，带动电池材料研发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充足的“源头活水”，推动中国持续取得基础研究新突破。例如，在量子计算领域，“本源悟空”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和首个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脑机接口领域，完成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传感器血管内取出试验，为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三是中国已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新格局。首先是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牵引。目前全国已形成22个自贸试验区“雁阵”，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例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北京、海南等四地开展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试点等，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其次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以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契机，推动多领域规则相通相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实施三年，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最后是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不断提升。法治化建设成效显著，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享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修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减至29条，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持续破除准入壁垒。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把握好三对关系
一是把握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一方面，要以改革保障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制约深化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监管体系，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另一方面，要以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继续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进一步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
二是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开放和安全，增强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对外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要坚守安全底线。一方面，要提升监管能力。转变监管理念和管理方式，强化对金融、数据等敏感领域动态监测和预警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合规等制度，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另一方面，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高水平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技术标准制定。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独特优势，先行开展压力测试，为全国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三是把握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在国内，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内需潜力，打造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要进一步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在国际上，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搭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以“硬联通”夯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心联通”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共建国家人民的获得感。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是过去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的典型缩影。其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各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关税壁垒阻挡开放潮流的举动终将失败。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应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美国关税讹诈的逻辑、影响及应对
美国不仅对中国加征“对等关税”，还对世界其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对等关税”，美国关税政策已经形成了关税墙，孤立自己，同世界作对，引发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如何应对美国关税讹诈，成为当前推动宏观经济稳定，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内容。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本质是关税讹诈
关税不是目标，而是手段。要理解美国“对等关税”问题，必须分析其目标。尽管美国没有对外公布“对等关税”的终极目标，但从美国自身问题来看，超过36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显然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直接面对的巨大挑战。如果不解决债务问题，每年的利息就达到1.5万亿美元左右，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国债将超过40万亿美元，对特朗普政府执政空间产生巨大制约。近几天，美国政府宣布缓征7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评论认为重要原因是美国国债市场出现抛售引发国债收益率大幅飙升，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对国债的担忧。潜在问题是，美国国债为何高位运行，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是世界上贸易赤字最大的国家，必须长期借债为逆差融资，结果是美国国债大幅飙升。必须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才能逆转美国国债风险上升的压力。如何解决贸易赤字？特朗普政府认为加征关税是必然选择，这一点可以从开征“对等关税”的测算公式得到验证，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是最重要的测算依据。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手段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促进财政增收，从根子上缓解国债上升压力。
解决贸易赤字还有其他手段，为何特朗普特别看重关税？从理论上看，深层次解决贸易失衡必须靠提振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出口。不管是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看，还是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配套看，美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市场手段重振美国制造业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寻求超常规的非市场手段。什么是非市场手段，《海湖庄园协议》成为当前华尔街热议的焦点。这个协议包括美元贬值、债务重组、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等条款，但这个协议需仰仗其他国家的配合。如果要效仿1985年广场协议与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必须解决如何让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问题。当今世界，美国面对的既不是二战后百废待兴的时期，也不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盟友之间的协定签署问题，而是全世界，特别是还有众多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协调。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其他国家施压成为重要选项，特朗普认为关税可以实现“一石多鸟”，既可以对其他国家施压，也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债务问题，还能缓解外部失衡，从而“对等关税”成为美国讹诈他国的工具，成为美国施行霸权的手段。
要实施关税讹诈，非对称关税将是常态。美国提出的“对等关税”纯属自己捏造，缺乏世界各国的共识，也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撑，还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等关税”名不符实。为达到目标，美国通过关税对世界各国进行施压，然后进行谈判以获取他所希望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国家接受他的无理要求，屈服于美国，美国可能就降低关税。同时，对于美国认为没有获得目标要价的国家，继续保持高关税。因而，美国关税政策必然是非对称的，而且非对称关税是常态，当前美国对中国关税高于其他国家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动摇了二战以来国际经贸合作的根基
影响面极广。如果说疫情对全球的影响是被动冲击，那么“对等关税”则是有意之举，虽然世界格外关注“对等关税”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影响，但事实是世界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特朗普对大多数国家都加征“对等关税”，在豁免谈判期间，多数国家也适用10%的关税，美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遭受冲击，这是美国“对等关税”导致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加征“对等关税”将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放缓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产生下行压力。除了实体经济受影响之外，金融资本市场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广泛，世界主要资本市场都经历了激烈波动，仅2025年4月3日至4日，美国纳斯达克股指就下跌12%左右，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中国等股市都经历了大幅波动。美元汇率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其他国家货币波幅扩大，黄金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影响程度极高。从1929年至今近百年的时间里，除了二战之外，全球最大的经济衰退就是1929年引发的世界大萧条，所以评估美国“对等关税”的影响程度，必须高度警惕大萧条问题的再现。观察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很多评论类比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时期美国推出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程度相比大萧条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历史上的高关税政策，美国这次采取关税手段不是单纯出于经济考虑，还希望通过加征关税让其他国家妥协，强迫对手接受美国提出的要价，通过关税讹诈的做法，凸显赤裸裸的霸权之道。尽管大萧条的出现源于多种因素，但关税战显然构成了其重要原因，从大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本次关税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容低估。
影响极其深远。近年来，中美摩擦不断升级，很多评论认为中美回不到过去了，美国加征“对等关税”造成世界规则秩序的破坏，恐怕现在是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二战以来，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机构的设立，为全球稳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摧毁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贸体系，动摇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基。房子旧了可以不断装修，但地基动摇了就很难再改善。美国试图摧毁自身创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短期影响国际商品服务的买卖，中期影响世界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体系，长期则可能促使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对等关税”表面上造成贸易冲击，深层次影响的是对未来发展预期，对全球不确定不稳定问题的担忧加剧。
应对美国“对等关税”需全面战略谋划
以高强度反制斗争敦促美国回归理性。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求发展则发展兴。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关键时刻不得不打。美国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纯属讹诈行为，并非所谓的对等。针对美国的行为，中国立即作出回应，持续加征关税予以反制，并且对关键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扩大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些举措目标不是脱钩断链，而是让对手感受到反制带来的挑战，让对手感受到冲突摩擦没有赢家的道理，回归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理性事实，合作共赢才是顺应全球发展大势的客观选择。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着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国际大循环，即原材料及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国从外部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在国内生产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全世界。当前外部形势急剧变化，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国际大循环不畅，扩大内需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成为重要战略选择。与此同时，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制度型开放，深化与外部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稳定国际大循环，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内外循环，还是必须着力解决循环被“卡脖子”等问题，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通循环堵点淤点的必然选择。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是一日之事，短期还难以释放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如何维护短期宏观稳定，成为当前重要的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加快债务发行，政策靠前发力。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财政退税等手段。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在6%左右，主要发达国家是0，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针对当前的环境，任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储备都是丰富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挑战的工具箱。
守住底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通过去年地方债置换，地方债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当前需要关注的是有些地方债压力仍然较大，可以重点进行摸底，做到心中有数，适时加大债务置换规模。房地产存量房去库存成为重中之重，政府受制于财力限制，大规模购买保障性住房可能受到制约，但可以考虑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存量房，然后用于保障性住房，这种方式可能涉及房价定价等问题，可以先做试点，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加快构建耐心资本入市的长效机制，为资本市场稳定提供制度支撑。